正如学生工问题所反映的，仅靠政府有限的投入，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、师资和教学水平、以及社会认同度都存在不足，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时代对技能形成的要求。
因此，中国在现阶段构建新的技能形成体制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，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中就强调要借鉴德国“双元制”模式，推进校企合作，打造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。
这意味着新的技能形成体制将重新纳入集体主义的特征，即国家和企业分担技能培训成本，由职业学校提供理论学习，由企业车间提供技能实际操作训练。
对企业来说，投入资金购买先进机器设备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新技术工人，生产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制约，因此会有动力承担对工人的内部培训，但是只有解决技能形成中的“搭便车”问题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。
在德国企业聚集的江苏太仓已经形成了一种跨企业培训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。
具体来说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，当地职业学校和德资企业合作成立专业技术工人培训中心，学生在课堂、实训中心和企业车间接受培训教育，所学内容主要为行业专用技能，毕业后获得德国商会的职业技术证书。
这种模式不限制毕业生在行业内企业间流动，但企业间进行有组织的竞争，通过合作协议，一方面进行薪酬控制，实现级差工资的压缩;另一方面直接控制员工流动，限制挖人，从而降低员工跳槽和企业挖人的动力。未参与技能培训的德国企业，如果需要聘用技术工人，需要向其培养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，这些措施和行规降低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，保障了企业进行技能投资的获益。
当前，中国的职业教育正处在岔路口：一边是制造更多的学生工，一边是制造更多的新技术工人。尽管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愿望是后者，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。
除了长期投入之外，更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改善。因此，政府和企业必须放弃短期利益和路径依赖的诱惑，认识到滥用学生工是一种竭泽而渔。
唯有投资技能，让学生学有所得，学以致用，既有技术又有地位，才能使未来的经济发展进入“高技能均衡”的良性循环，即企业依赖高素质劳动力扩大市场份额，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，这将进一步强化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质量要求。
